讲座报道|道德形上学与人文精神论——关于明清儒学心性论问题的比较与会通

发布时间:2026-06-10浏览次数:10

2026年6月9日,“董氏文史哲青年学术沙龙”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611会议室举行。讲座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主办,邀请到苏州大学哲学系朱光磊教授主讲《道德形上学与人文精神论——关于明清儒学心性论问题的比较与会通》,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何善蒙教授担任主持人、李明书特聘研究员担任与谈人,刘思源博士后与许多学生共同参与此次会议。

朱光磊教授比较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形上学”与许苏民先生的“人文精神论”两大思想体系,梳理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转型过程中心性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探讨两者从对立到互补、递进的关系。朱教授指出,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植根于宋明儒学,核心是通过“智的直觉”证成道德本体的超越性,贯通道德与存有,属于“超越心性论”;而许苏民的“人文精神论”聚焦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批判宋明理学的禁欲倾向,强调人的感性存在和现实价值。朱教授主张,应超越简单对立,将二者视为思想史的内在递进关系,共同构成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完整图景。

朱光磊教授从“德”与“福”的哲学界定入手,指出“德”指个体在人伦日用中践行良知,最终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圆满境界;“福”不应仅“孔颜乐处”式的心灵快乐,也应该包括物质回报。在此基础上,朱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从静坐求心到人伦实践的德性扩充路径:初级阶段通过静坐涵养求“未发之中”,但此状态缺乏人伦效用;必须将德性落实于孝亲敬兄、仁爱他人,进而扩充至“博施济众”,乃至一草一木皆在关怀之中。

接着,朱教授引入佛教“藏通别圆”判教体系作为分析框架,对牟宗三的圆教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批判性反思。报告指出,牟宗三提出的“良知坎陷”说旨在开出科学与民主,即“理性的架构表现”,以处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然而,牟宗三的“圆教”体系在“福”的层面存在缺陷:偏重“孔颜乐处”式的精神性回馈,缺乏保障“德福一致”的物质性回馈机制。

朱光磊教授进一步区分了华严别教与天台圆教的本质差异:华严系强调“事事无碍”,但需断除无明恶法方可达成,仍属“偏圆”;天台圆教则主张“一念三千”,将九法界(含凡夫、恶道)皆纳入佛界之中,恶亦为成佛资粮,实现全体包摄的“真圆”。儒家若要实现真正的圆教,必须容纳“有善有恶意之动”的现实人性,而非追求纯然至善的抽象境界。

在此基础上,朱光磊教授对王阳明与王龙溪进行了评价重估。传统认为王龙溪四无教高于王阳明四句教,但朱教授主张王阳明四句教更符合天台圆教精神,因其承认意动有善有恶,并通过良知觉知改过,体现动态修正机制;而王龙溪的四无教预设纯粹至善,缺乏对现实恶的容纳与转化机制。至于泰州学派(如王艮),并非偏离正统,而是王阳明思想的“作用化”“实践化”表现,其“乐学歌”“当下呈现”等主张,体现了道德在日常经验中的活泼流露。

朱光磊教授又分析了潘平格思想的闭环困境,指出其“浑然一体”“一念一切”境界虽高,但仅停留于话头与内在体认,无法落实为具体行动,代表宋明理学内在路径的终结。与之相对,许苏民提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作为人心本体,承认人欲与限定的存在,其“五重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他人、社会、文化、历史)构成对自由的现实限制,需通过实践不断突破。

本次报告的核心结论是:真正的“圆教”理想应是“理性运用表现”与“理性架构表现”的统一,即既保有良知的无限性(“志在《春秋》”),又通过“良知坎陷”建立科学、民主等理性架构(“行在《孝经》”),以实现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完满的“圆善”境界。晚明清初儒者如黄宗羲、王夫之、李卓吾等,已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从“理性运用表现”向“理性架构表现”过渡的趋势。完整的儒家现代形态应融合“境界之善”与“制度之善”,实现内在德性与外在建制的统一。

李明书特聘研究员针对朱光磊教授的报告提出若干观点与方法论上的疑问,与会师生则围绕儒家超越性的当代意义、生生作为超越性根源的合理性、以及当今时代是否还有真正的儒者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朱光磊教授回应指出,儒家不能忘记内在超越,如果不讲超越性,就会被外在的世俗影响,没有安身立命的根本。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