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下午，“后思：现时代状况”第21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105会议室举行。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钊教授为师生带来题为《“来临中的共同体”——阿甘本与施蒂纳生命政治批判》的讲座。讲座围绕阿甘本与施蒂纳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入探讨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的生命政治本质及其超越路径。此次讲座由李哲罕研究员主持，校内外众多师生参与了此次活动。
讲座的概要内容是：将阿甘本与施蒂纳并置，并非随意拉郎配。在2004年的访谈中，面对记者问及如何从被生命权力俘获中解放自己，阿甘本将施蒂纳的个人主义与德勒兹的“逃逸线”关联起来，即施蒂纳开启了一种并不到达别处而就在此地的“逃离”。这种不以毁灭和建立某种制度为目标的反抗并非逃避，相反被阿甘本称为“可以具备政治意义的惟一途径”。阿甘本对施蒂纳的青睐独具慧眼，后者尽管从未使用过生命政治的说法，却比福柯更早洞见自由主义主权政治的秘密。在阿甘本各个术语的背后，比如赤裸生命、“任何一个”、形式生命、“不可挽回”、亵渎、非作，甚至他阐释的抄写员巴特比的形象等，都可以找到施蒂纳哲学的回响。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联盟”与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的主旨存在着跨语境的遥相呼应：“开辟出一种共同存在的新样式”。
讲座开始，林钊教授指出，阿甘本结合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与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揭示了生命政治以神圣化机制掩盖暴力与排斥的运行逻辑；而施蒂纳则更早洞见到自由主义如何借由抽象的“人”的观念促成个体自愿服从，使生命沦为国家的捕获物。将二者并置阅读，可以为我们探索一种超越主权政治、实现非国家化生存的全新共同体形式提供理论可能。
讲座第一部分聚焦于生命政治与主权权力的内在耦合。林钊教授分析指出，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是施米特与福柯的结合和延伸。福柯认为，现代政治权力从“使人死”转向“使人活”，通过人口调控、健康管理、风险控制等技术将生命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计算框架，实现了生命的国家化。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础上引入施米特的主权决断理论，揭示了共同体奠基于一种经由决断形成的“排除/纳入”结构，集中营便是这一结构的典范。施蒂纳则从观念批判的角度指出，现代国家依靠植入人们意识中的“固定观念”——如“人”的抽象概念——来决断生命的价值与无价值。生命政治是西方所有政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出路就在于彻底的去政治化，寻求一种解构政治的共同体。在此，施蒂纳与阿甘本再次有了交集。
在第二部分，林钊教授深入阐释了施蒂纳的“唯一者（der Einzige）”与阿甘本的“任何一个”之间的概念联系。施蒂纳以“独自性（die Eigenheit）”对抗一切外在的固定观念，主张唯一者是创造性的无，拒绝被任何主体范式所定义；阿甘本则提出“任何一个个别性”，意指一种不受任何共同属性与同一性束缚的开放、未定义的主体。二者共同指向一种不可被治理的存在论姿态，即从各式各样的外在属性中回收个体，将其独一无二的如其所是的存在揭示出来。林钊强调，阿甘本的“形式生命”概念与施蒂纳的“唯一者”异曲同工，都意味着生命不可能与其形式相分离，从而与被动排除于共同体保护之外的“赤裸生命”形成鲜明对照。
讲座第三部分探讨了两位思想家提出的抵抗策略——“亵渎”与“暴动”。林钊教授指出，阿甘本的“亵渎（Profanation）”并非针对宗教，而是指向政治神圣性的去神圣化，其核心是以“游戏”的方式停用那些产生差异的权力装置，使被移入神圣领域的事物回归人的自由使用。施蒂纳则明确区分“革命”与“暴动（Empörung）”：革命旨在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因而始终无法摆脱权力更替的循环；暴动则是个人从自身不满出发的奋起，目的是使自己不再受别人的安排。林钊教授以梅尔维尔笔下的抄写员巴特比为例，说明“我宁愿不”的局外人姿态如何成为一种积极的“去政治的”政治实践，通过“非作”悬置权力运作机制，回归生命无所用的状态。
在第四部分，林钊教授对“来临中的共同体”与“利己主义者联盟”这两种解构性的共同体构想进行了比较与总结。阿甘本的来临中的共同体不是一种建构性的新政治范式，而是一种解构性的姿态——它“不可预设”，没有任何真实的属性，其要义不在于何种共同体，而在于“来临中”所蕴含的向可能性敞开的姿态。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联盟”同样拒绝任何约束性义务和本质化想象，个体只能在联盟中维持自己，而非被联盟所占有。林教授以孩童出于纯粹自我快乐而结成的游戏共同体为例，生动诠释了这一新共同体的开放、偶然与多元特质。超越生命政治的出路在于一种非国家化的生存形式，阿甘本与施蒂纳的跨时空对话为我们在当下思考个体如何逃逸权力秩序、开辟共同存在的新样式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讲座最后，在场师生进行了积极的提问与热烈的讨论，林教授耐心地一一解答。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