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5日下午，情绪与道德哲学前沿系列活动第1讲“论作为沟通副产物的道德讯息”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成均苑4幢哲学学院311室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助理教授Julius Schönherr主讲，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安冬特聘副研究员主持。
许多言语行为会无意中传达出道德上有争议的命题，比如“policeman”的称呼暗示了男性气质是该职业的标准，提倡进行产前检查可能表达了残疾人在社会中不受欢迎。本次讲座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允许传达这类负面讯息。通过修改麦金泰尔的双重效应原则，Julius Schönherr博士主张，当行为本身带来的益处能与作为其副产物的讯息带来的伤害相称时，或者当接收讯息的听者过于非理性时，可以传递作为沟通副产物的道德讯息。
首先，Julius Schönherr博士澄清了他所讨论的讯息既不是格赖斯（Herbert Paul Grice）会话含意理论以及两种新格式理论所说的隐含意义（implicature），也不是理解说者意思所必须的隐含前提。格赖斯指出，在日常交谈中，话语除了字面的表层含义之外，往往还有含蓄的深层意思，也就是话语的隐含意义。当A表示自己的汽车没油时，若B回复道转角有加油站，那么B所言的隐含意义是A可以去转角加油。隐含意义既是说者有意为之，也依赖于双方共同遵守交谈的合作原则，只有双方都致力于使自己所说的话符合当前交谈的方向，听者才可能推导出隐含意义。在格式理论的基础上，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考虑到有时说者的意图是模糊含混的，听者对话语的多种理解可能都与之关联。尽管如此，该理论中听者所理解的含意仍然是建立在说者的意图之上的，哪怕并没有一个具体确切的意图。进一步，索尔（Jennifer Saul）提出了规范性含意：由负责任的说者提供给负责任的听者，可供其通过推理知晓的含意。这种含意与说者本身的意图无关，而与说者提供给听者的可供其理解的内容有关。即使不负责任的听者未能从中推断出说者的意图，说者也已履行了他的责任，虽然没有直接说出他的意图，却也将想要传达的信息提供给对方取用了。Julius Schönherr博士认为，这些隐含意义都是说者有意提供的，而讯息与说者的意图并不相关，甚至往往与说者的意图背道而驰，说“policeman”的人可能会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希望固化性别刻板印象。
随后，Julius Schönherr博士给出了讯息的明确定义：在有意做出一个行为时，可能并非故意却可预见地附带了某种具有规范意义的信息，这种可能但不必然被他人接收的信息，就是作为该行为沟通副产物的道德讯息。以提倡产前检查为例，说者并不意在表明“残疾人在社会中不受欢迎”，但这是说者可以预见到的后果。由于这种信息是道德上有争议的，它为说者提供了行动（是否说、如何说）的理由。而听到产前检查倡议的人，尽管可能会推断出这层负面信息，却不必然如此，也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在说明讯息是什么之后，Julius Schönherr博士提出了沟通的双重效应原则，以此界定允许发送讯息的条件。沟通的双重效应原则表明，即使传达了有争议的道德讯息，只要满足如下条件，行为仍然是被允许的：1、有意做出的行为本身必须是好的、或者至少是道德上中立的；2、行为必须致力于产生正面影响，而非负面影响，哪怕负面影响是可以预见的；3、负面影响不能作为达成正面影响的手段，只能作为副产物；4、要么实现正面影响的理由与反对带来负面影响的理由相当，要么听者对讯息的接收足够非理性，因而该情形下产生负面影响的责任就归属于非理性的听者、而非说者。Julius Schönherr博士再一次回到倡导产前检查、使用带有歧视意味的暗语等案例，详细展示了该原则在实际情形中的分析应用。
报告结束后，听众就“讯息为何无法通过否定测验”、“所讨论的行为是否囊括言语行为与肢体行动”、“讯息在现实中难以预见”、“可预见性是否取决于视角”、“违反原则传达讯息的人应被谴责还是应让其澄清意图”等问题提问，Julius Schönherr博士一一解答并回应了这些问题。
Julius Schönherr博士的讲座环环相扣、论证严密、案例丰富，调动沟通了语用学与道德哲学研究资源，拓宽了听众的学术视野，带来诸多启发。讲座在听众的热烈反响和意犹未尽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