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2日，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与《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科学与价值”专题研讨会通过线上的方式顺利举行。研讨会共邀请了来自国内10余所高校的13位学者进行了专题报告，国内学界的近200位师生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赵月刚主持，他向大家介绍了此次专题研讨会的缘起和会议议程，并指出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科技伦理、科学道德、科研规范等议题在深层次上都直接表现为或隐含着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自然辩证法研究》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首先在开幕式中致辞，他在致辞中指出，目前科技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哲学做出回应，当今时代青年学者需要关注实践议题，充分深入讨论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他表达了对相关研究的期待并预祝研讨会顺利举办。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中国科学院大学胡志强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当代科学处在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中，一方面，许多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失去有关科学价值的共识，因此，重启科学的价值评估，开始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为了人类有一个令人安心的未来，哲学家需要提供富有创造力或想象力的洞见。
开幕式结束后，分别进行了两场集中学术报告，报告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白惠仁研究员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郑泉副编审分别主持，与会学者的十三个学术报告从四个方面集中回应了科学与价值的相关问题。
第一，会议讨论了科学与价值的问题渊源和理论辩护。
北京化工大学崔伟奇教授以《论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创新意义》为题，基于库恩的科学哲学追溯了科学与价值问题的来源。报告通过对库恩在哲学学科内部及其外部的文化影响力的综述，指出库恩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反思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报告分析了库恩科学哲学所实现的三个转向的创新意义：（1）“历史的转向”与库恩激发和鼓励科学创新的“实践指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自然主义方法论贯穿于科学史研究始终，坚持“内在主义”的科学史研究立场；（2）“解释学的转向”深化了科学观研究的人文视野，拓展了科学观研究的社会维度，开辟了科学认识论研究的新视野；（3）“进化论的转向”提供了系统理解守正创新的综合模式，明确了科学创新发展的生态位，开辟了以学科交叉为基础的认识科学创新的广阔空间。
东南大学刘敏副教授以《科学实践哲学视阈下身体的空间意义与伦理诘难》为题，从身体的角度论证了有价值负载的科学客观性。报告从三个方面反驳了“科学理性的前提是‘去身体化’”这一论断。首先，报告借用福柯等人的观点，指出无论“科学”还是“理性”都与身体、权力密切关联，科学知识与权力经由身体空间互相建构。其次，报告通过科学史的考察，指出身体作为具体场所与地点，参与了科学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其一，科学家的身体作为科学知识生产的主体，将自己的身体认知融入科学事实的构建，影响科学知识的构造；其二，科学家的身体作为科学知识生产的客体形成身体证据，在人类探索世界过程中充当了最基本的仪器的角色。最后，报告指出“身体证据”会因为处境（女性、老人、小孩等）而被不公正对待，所以科学理性总是处境化的理性，无法“去身体化”。基于此，报告将讨论转入科学与价值，认为科学的价值无涉是认识论上的幻想，科学、价值与客观性均为生成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大学王亚峰老师以《什么是归纳风险？》为题，细致分析了科学与价值的归纳风险论证的五种版本。报告提出，归纳风险存在于科学推理的各个环节，因此价值判断在这些科学推理的各个环节中也应该扮演合理的角色。在回溯关于归纳风险论证的讨论中，报告提出，这些讨论多集中于对归纳风险论证的支持或反对，关于归纳风险概念的关注却很少。报告结合具体科学案例，澄清并区分了归纳风险的几个概念：第一，归纳风险是科学家基于现有证据错误地接受或错误地拒绝一个假说所导致的风险；第二，当科学家对模糊的数据作出错误的判定分类时，会增加接受和拒绝假说犯错误的概率，因此需要考虑价值范围，于是第二种概念将归纳风险的范围从接受和拒绝假说过程中，扩展到了接受和拒绝假说之前的前期科学活动中；第三，在接受和拒绝假说之后也会出现归纳风险，科学家在接受和拒绝假说之后，还需要将决定的结果告知其他人员、机构或团体，如果结果有误，可能会产生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科学家的经费支持，以及科学资源的浪费等问题。
华侨大学黄俊维副教授以《认知事业当以认知优先》为题，明确提出了作为认知事业的科学就应当以认知为先。报告指出，问题的缘起是基于科学价值无涉的争论，对科学价值无涉的规范性挑战认为，仅靠认知价值不足以完成完整的科学研究，科学实践当中必须存在非认知价值，但这种规范性挑战本身并没有对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的关系，以及非认知价值应当起到什么作用给出更具体的指引，这就产生关于“认知优先〞与“非认知优先〞的争论。报告将关于“认知优先”的争论从价值地位分歧转换为对科学实践目标分歧，尝试提供语用论证逻辑来为“认知优先”辩护。具体论证为，p1：当使用“科学”来指称一类特定的实践活动时，应当能有效地与其他实践活动作出区分；p2：不同实践的区分依据是其实践目标（及方法）；C1：“科学〞应当指称一类在目标（及方法）上具有明显区分度的实践活动；p3：科学是一项认知事业；C2：“科学〞应当指称一类追求某种认知目标的实践活动。
第二，会议考察了科学中不同类型的认知价值。
中国科学院大学胡志强教授以《科学中的信任》为题，通过证词认识论讨论了信任在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的作用。报告指出，证词依赖是认识活动中一个常见现象，我们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于他人的证词。通常，我们会认为科学家和公众的认知依赖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个体科学家和个体公民有什么理由相信其他科学家的证词，相信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可靠的，包括相信其他科学家是诚实的和有能力的，报告回顾了社会认识论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还原主义认为个体必须通过自己的认识源泉获得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其他人的证词是可靠，非还原主义认为，一个人对他人的信任也是相信他人证词的理由，由此，报告从信任的角度重新认识科学研究中的认知和社会现象，提出科学共同体中、公众与科学家之间维持合理的信任关系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科学家和公众的美德、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和社会文化。
华东师范大学朱晶副教授以《科学实践与合作网络中的可重复性问题》为题，结合当代科研方式的变革，分析了科学实践与合作网络中存在认知结构层面的可重复性问题。报告指出，具有不同认知资源和技能的科学家进行合作时，面对共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理论、概念背景、方法和技巧，如何保证在这种异质性之下合作结果的可重复性值得思考。报告首先分析了认知结构层面的可重复性，认为可重复性问题不是科学运行奖惩机制的负功能，而是认知结构中潜在的重复实验或者研究本身所带来的不可重复性。报告进一步指出了科学合作的社会结构给可重复性带来的新问题，具体包括：概念重复中的困难与个体判定时的以偏概全变得更加明显，隐性知识和技能在合作中越来越重要也导致对不可重复性的支持。科学研究的情境特异性或依赖性并不能为不可重复性的合理性进行有效辩护。报告尝试给出的解决策略是：从社会结构调节认知结构中的可重复性问题，比如鼓励微重复、鼓励科学多样性、使用元分析技术，以及调节社会结构等。
四川大学宋子明老师以《决策模型的解释问题》为题，考察了社会科学决策模型当中的解释问题。报告指出，决策的形式模型通过适当的解释才能与实证或规范内容相连接，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微观经济学，采取实证的自然主义方法论来定位其科学性，同时也免不了对理性选择进行规范考察。经济学家对决策模型的主流解释“显现论”，曾被哲学家一致认为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后遗症，但近年来却得到哲学工作者颇有影响力的辩护，也使经济理论的实证地位得到支持，而对信念、偏好、意图等心理状态及相关规范内容的兴趣，使得决策模型在哲学上的应用默认了一种心理主义解释。报告通过引证并回应近年来哲学领域里对显现论的辩护发现，决策模型允许心理主义解释，通过论证理论反例的泛在化，澄清其实证预测功能面临先天的哲学困境，以此更恰当地理解决策论的实证地位。
第三，在认知价值之外，会议也探讨了科学中的非认知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孟强研究员以《重谈科学与民主》为题，梳理了科学与民主在当代的关系定位。报告指出，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但随着科学共同体介入政治事务，深刻影响公众决策，科学与民主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张力。为缓解这种张力，报告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解释：第一部分指出，科学与民主探讨的思想正统来自《理想国》中柏拉图关于“超验科学”与“洞穴政治”的规划；第二部分分析了科学概念的变化，论证了现代科学不是超验科学而是内在科学，后者代表着在世科学家的实践成就；第三部分反思了民主概念，提出洞穴政治应让位于宇宙政治，将共存或公共世界的构成作为政治的核心问题；第四部分重新探讨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指出科学总是已经置身于广场 (agora），真理的专制应让位手“外交”，从战争走向和平。报告结论表明：（1）我们应该在后启蒙时代重新反思科学与民主；（2）科学从未离开“广场”，它总是已经具有政治性，改变着共存秩序；（3）科学民主化旨在将它的政治性揭示出来，使之在受众面前接受检验、质询和论辩；（4）政治合法性与知识合理性同等重要：知识不能免除政治合法化要求。
河南师范大学田甲乐副教授以《西方知识民主的困境：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审度》为题，结合中国的民主实践讨论了科学知识与民主的其他可能形态。报告指出，西方学者提出的知识民主化并没有有力地解决科学的负面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知识民主化进行审视，可以提供新的思路。报告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梳理了西方知识民主的理论渊源、研究路径和价值预设。第二，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审度西方知识民主得出了两个结论：（1）西方知识民主脱离生产关系讨论知识生产；（2）西方知识民主从竞争角度看待知识生产，不能带来信任、可靠的知识。第三，探讨了西方知识民主对中国的启示：（1）中国的知识民主要扎根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制度，根据中国生产关系现状，总结出一套可靠的、有效的知识民主理论体系和实践原则；（2）应从协同发展和互利合作的角度来构建中国的知识民主制度体系和实践路径。
最后，会议还具体分析了科学实践和应用情境中的价值难题。
陕西师范大学杨辉副教授以《论科学咨询的伦理治理》为题，讨论了科学咨询中的治理。报告首先分析了科学咨询需要治理的原因：其一，科学咨询既是科技活动，也是政治行为，具有双重价值承诺（认知价值与政治价值）；其二，科学咨询存在诸多伦理挑战，科学咨询的情境复杂性、主体多元性和价值多样性带来实践中大量的价值冲突和伦理两难；其三，许多前沿科技活动缺少法律政策，单靠法律法规无法确保负责任的科学咨询；其四，科学咨询的伦理治理是负责任的科学咨询的必由之路；其五，科学咨询的伦理治理已有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报告指出科学咨询伦理治理的两重涵义：（1）利用治理的原则、方法和工具对科学咨询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治理；（2）用伦理规范对科学咨询行为进行治理。最后，报告提出了科学咨询伦理治理的三条路径：法规治理、原则治理和美德治理。
浙江大学王赵琛老师以《论临床试验中的安慰剂误用》为题，通过安慰剂的使用讨论了临床医学中的价值难题。报告指出，以Temple为代表的主流观点支持增设安慰剂，理由是需要在一些特殊的试验设计中增设安慰剂对照，以确保试验灵敏度。基于此，报告从两个角度对Temple确保试验灵敏度提出了批评：从认识论层面，Temple因担心阳性药物在本次试验中会失效而提出增设安慰剂，实质上放弃了探究药物有效性的确定性假设；安慰剂确保了知识，但缺乏可被普遍化前提条件的知识并非科研的目标；从科研责任层面，虽然安慰剂对照能事后验证试验灵敏度而关乎试验的科学有效性，但确保试验灵敏度很大程度上属于研究者事先应做好的份内之事，不容成为以科学之名使用安慰剂而转嫁责任的理由，受试者仅应被允许暴露于评判孰优孰劣尚不确定的试验风险之中，而非用于评价试验事先尚不确定的检验效能。之后，报告提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试验药物需要通过优效性试验设计证明其更优，回应了效用论对于严格限制安慰剂的伦理标准而阻碍高质量创新的可能质疑。最后，报告建议：虽然科学家给出的试验的科学考量貌似裁定了好与坏，但哲学与伦理学需要穿透这种学科壁垒，重新审视对错与否的规范性判断。
浙江大学李姝颐以《算法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为题，借鉴道格拉斯对科学中价值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考察了算法中的价值难题。报告指出，随着算法自主性的提升，算法伦理开始显现，出现了关于算法价值中立的争论。算法价值中立的支持者认为算法是“纯粹的数学结构”，具有客观性，而反对者认为算法概念需要在社会中才能被理解，算法的价值通过复制人类显性偏见与模仿人类隐性偏见两种方式发挥作用。除此之外，反对者也试图从算法的整个开发过程寻找价值的来源。报告认为，二者的争论焦点在于算法认知价值与算法非认知价值的二分。报告借鉴道格拉斯的科学中的价值管理模型，划分了“应该有机会被倾听和认真对待”的算法中的价值，认为算法价值讨论的维度应从认知论层面拓展到规范性层面。
西安交通大学王亮副教授以《AI伦理问题研究中的机器认知路径思考——以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为题，详细分析了AI的道德认知和机器认知。报告通过对比电车难题的道德决策与无人驾驶汽车的道德决策指出，机器认知需要解决情境的复杂性或者是情境的不确定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报告以丘奇兰德“道德认知和科学认知是平等的”，以及莫尔的“内隐式伦理代理”和“显式伦理代理”作为理论依据。通过基于认知的拒绝执行功能、情景识别功能，以及情境识别功能+注意力机制等具体案例，介绍了这几种理论依据作为伦理代理是如何嵌入机器认知的。报告提出：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帮助机器认知实现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决策：一是通过完善科学认知功能，二是通过增强道德认知功能，包括“自上而下”（道德原则、数据库）和“自下而上”（机器学习）两种路径。
在会议总结阶段，郑泉副编审和白惠仁研究员分别代表主办方发言。郑泉指出，对于科学与价值关系的探讨，是科技哲学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科学技术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已经普遍被认为是负载价值的，特别是在当今深度科技化的社会语境下，随着科学研究体系持续分化、学科交叉深度融合，在科学传播、科技政策、科技伦理治理等实践领域当中，科技价值基础的讨论也在不断凸显出其重要性。专题研讨会的十三个报告紧密围绕这一主题，给予了非常充分的探讨，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报告选题兼具新意与深度。最后，她代表《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表达了对学界同仁的感谢，并希望科学与价值的学术研究能够得到进一步推动。
白惠仁研究员最后总结提出，科学与价值实际上是科学哲学长期以来非常重要的一条理论线索，特别是在当代科学的语境中，科学与社会的深入融合和科学研究方式的深刻变革（比如学科交叉和新科研手段的使用），都再次在科学实践中将价值问题凸显出来。十三个报告基本涉及了科学与价值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极具启发性。他代表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对十三位报告人表达了感谢，并倡议在此次专题研讨会和中科院哲学所“科学与价值”读书会的基础上持续开展科学与价值的相关研究和学术交流。
